DB游戏本文为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王凯在第二届（2024）国际城市规划比较论坛上做的题为“吸收、消化、创造——中国城市规划理论与实践的探索”的报告全文，欢迎分享。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
报告回顾了中国城市规划理论与实践的探索历程，并结合《国际城市规划》杂志45年的发展，分享了自己42年的学习与工作经验。
中国城市规划始于苏联模式，并在不断学习、消化和吸收国际规划理论的过程中得到成长。其中最主要的成果是一五时期的“156项”重点工程的选址和建设，它预示着新中国“城市规划的第一个春天”的到来。《包头市新市区规划（一九五五年）》中运用的轴线、放射、用地功能分区等方法，就属于非常典型的苏联规划模式。该规划沿用至今，现在的包头仍如当年规划的那样，路网完整，绿化优美。
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为了更好地回应时代需求，中国规划界开始吸收世界不同特色的规划理论，田园城市理论、中心地理论、城市意象理论等陆续被引入到国内。也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的召唤下，《国际城市规划》的前身《城市规划研究》杂志于1979年创刊，1986年更名为《国外城市规划》，并于2007年正式更名为《国际城市规划》，杂志的发展历程体现了中国城市规划为与国际接轨所做的努力。
在该时期，中国规划师致力于西方理论与中国理论的互相交流。八十年代，联合国专家、波兰院士萨伦巴应邀访华讲学，大批中国规划师赴英交流，滚动规划理论等英国经验引起广泛关注。可以说，深圳的规划也是间接受到了这一理论影响。当时深圳还是一个小渔村，发展前景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于是周干峙先生运用滚动规划的思想，提出了带状组团的规划新模式，高起点地编制了具有弹性和前瞻性的“特区城市规划”，为深圳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20世纪8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我国城市规划体系经历了深刻的内部变革，而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引入则为规划体系的完善提供了关键支撑。以虹桥新区的详细规划为例，控规的核心在于制定一系列控制性指标，而非单纯的建筑布局。这种方法论的转变，标志着规划理念从直接的物理空间布局转向了更加注重规划管理与引导，这也有利于更好地满足市场经济的发展需求。
20世纪90年代，中国开始进入经济高速发展期，城镇化进程和融入全球化步伐明显加快。在这个时期，国外城市学者对全球城市网络进行了大量实证研究，全球城市、世界城市、明日之城等西方理论逐步增多。约翰·弗里德曼（John Friedmann）、萨斯基亚·萨森（Saskia Sassen）、彼得·霍尔（Peter Hall）等专家都到中国进行过学术交流。
该时期中国规划界也打开了国门，邀请境外规划师参与国内的规划设计，比如1990年代初浦东新区规划及陆家嘴城市设计、深圳福田中心区的多次国际竞赛等，这些国际交流对推动我国规划行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中国城市规划也更加关注市场经济下的城市间竞合关系，因此开展了一些战略规划的实践，比如广州总体发展概念规划研究、宁波城市发展战略研究等。2000年前后，经济全球化思想对国内外规划理论和实践形成了很大的冲击。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间的竞争逐渐转变为中心城市之间的经济实力对抗。因此，广州在编制总体规划时，不再局限于城市本身，而是将视野扩展到更广阔的区域。同样，宁波在进行城市发展战略研究时，也打破了传统的研究范围，首次将研究视角从宁波市中心扩展到整个宁波市域，并且进一步探讨了宁波与长三角地区的联系。这些做法体现了城市规划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创新思维和战略眼光。
进入21世纪，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城市地区是国家竞争的基本空间单元，都市圈、城市群成为带动世界城市化发展的重要力量。《欧盟空间发展展望ESDP》以及美国东西海岸城市带、日本东京都市圈、英国伦敦、法国巴黎等大城市地区的规划成为中国规划师关注的重点，这些地区的规划经验对国内规划理论和方法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此背景下，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中规院）承担了《全国城镇体系规划（2005-2020年）》的编制工作，引入了城市群和城镇发展轴带的先进理念。规划中的城市群策略涉及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等关键区域，并强调城镇发展应基于地理资源禀赋和自然承载力。此外，规划在区域层面探索了科学发展和统筹协调的新路径，特别是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理论应用于实践中。由中规院牵头编制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展现了区域观，该规划以问题为导向，以资源环境为基础，以产业发展为动力，以协调发展为目标，并且高度重视城市安全问题。在工作方法上，确立了“政府组织、专家领衔、部门合作、公众参与、科学决策”的20字方针。中国规划师在城市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中学习探索更有效的技术和工作方法，确保了规划过程的开放性、协作性和科学性。
自2010年以来，中国城市规划领域经历了显著的转型，以适应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深远影响。在这一时期，规划理念开始融入联合国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特别关注资源环境的保护、气候变化的应对以及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在开放的国际环境下，中国规划界展现出了很强的学习能力，如海绵般吸收全世界的好知识和好方法，包括新城市主义、拼贴城市、韧性城市、城市更新、文化创意城市、全龄友好城市等理论内容，极大地丰富了国内规划的理论和方法。
中国规划界陆续开展了生态安全和绿色发展的规划实践，并在城镇体系规划、国土空间规划等中均采用了这一思想。
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中国的规划实践取得了显著成就。以中新生态城为例，该地区打造了可持续发展的低碳城区，实践了低碳轨道交通、污水回用、小街区密路网等创新措施。这些成果得益于中国规划师前往新加坡等地的学习与交流，并将这些国际先进经验运用在了本土实际之中。
在推进城市更新方面，上海、北京、重庆等多地进行了实践，从关心经济增长回归到关心人居环境质量、人和文化传承。中规院牵头的北京崇雍大街改造，通过细致的一家一户走访调研以及与居委会、街道办的紧密合作，花费大量精力梳理北京老城街道的传统格局与肌理，开展社区规划师工作，体现了对城市历史和文化的尊重。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发展过程中，规划师们展现了强大的学习能力。西方理论和国外的先进经验为中国规划四十年的快速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知识储备和养料，为我国改革开放带来了巨大的益处。
在开展国土空间规划前，中国城市规划体系经历了几轮改革，形成了包括城镇体系、城市总体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历史文化保护规划、文化遗产保护规划等在内的体系完整、层次分明的规划体系，涵盖了从宏观到中微观的各个规划层面，不仅完成了全国层面的规划，还针对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等重点区域编制了区域性规划。近些年来，开始编制覆盖上千公里范围的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等带状空间规划。
中国规划界的观念经历了从被动到主动的转变，在规划实践中逐渐形成了自觉的意识。吴良镛先生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推动人居环境的改善和人居科学的发展，并在中国规划实践中不断完善人居理论。从1999年上海新天地的历史街区复兴，到2001年北京798艺术区的工业遗产再利用，再到2004年苏州平江路的古城保护，以及2007年北京前门大街的改造，一直到城市双修在三亚、徐州、景德镇、延安开展的四次现场会，上述实践都体现了提升人居环境品质的规划理念。
在标准体系和技术框架的构建方面，以实现美好人居环境为目标，搭建一套全面细致的标准体系。这一体系涵盖了城镇和乡村的营建导则，其中美好城镇营建导则包括生活宜居、交通便捷、城市特色、多元包容、安全韧性、智慧治理等方面，美丽乡村营建导则包含了生态宜居、乡风文明、产业兴旺、安全保障、协同治理等方面。不仅有针对工程方面的标准体系，也有引导目标的行动指南。这两者共同构成了一个综合性的美好人居标准体系，旨在实现人居环境的整体改善。
中国城市规划的演进体现了从借鉴到创新的转变。早期的规划理念多受苏联模式的影响，但经过多年发展，现在的居住区概念与原来已然不同。《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 50180-2018）》结合实际，提出“生活圈”，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宜居建设要求。生活圈里的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标准和要求也在不断改进，住建部提出的完整社区概念，进一步强调了提供宜居城市精细服务的基本单元，将公共设施、公共环境、运营管理、基层党建等方面都放在宜居尺度的空间里进行管控。在步行可达的范围内，构建了一套完善的服务体系，涵盖了服务设施的具体配置要求、所需的建筑面积以及相应的建设标准等关键要素。
中国规划关注全龄友好，率先推进儿童友好城市建设。一是，做好老年友好空间需要“慢下来”，感受老年人的生活，才能做好规划设计。二是，做好儿童友好规划需要“蹲下来”，从1米的高度看世界，这就是孩子们眼中的世界。中规院与全国妇联、儿童友好中心共同连续开展了三届全国性的儿童友好论坛。国家发改委、住建部和多部委已联合颁布了《城市儿童友好空间建设导则》。在友好空间建设方面，过去是泛泛的人均指标、千人指标，现在逐渐细化，包含了公共服务设施、道路空间、公园绿地、校外活动场所、游憩设施等方面的设计。
中国规划也为世界规划行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根据《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新城市议程》等国际文件，基于联合国人居署提出的《全球城市监测框架》，中国和联合国人居署共同提出了“上海指数”，并在联合国设立了上海奖。上海奖在全球五大洲范围内每年评一次，每个大洲选出一个城市作为获奖者。上海指数将中国经验和国际经验相结合，帮助全球城市评估和反映其在可持续城市化方面取得的成就和面临的挑战，进而推动全球范围内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在探索新方法、新技术方面，城市规划划定基本生态控制线，严格管控城市开发边界。深圳早在二十年前就引入了绿线平方公里，其中一半被划定为绿线区域，规定永远不得进行开发建设。深圳绿色的划定为全国城市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树立了典范。此外，成都的公园城市、北京的花园城市等也都是近些年规划界同仁们自主创新的成果。
绿色城市建设的目标是实现城市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资源环境消耗的脱钩，即经济发展不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尽管过去绿色低碳只是一个概念，但近些年来规划师们开展了诸多有价值的实践，例如中新生态城、青岛中德产业园区等项目。最近开展的博鳌项目中，博鳌国际会议中心已经实现了全面绿色化转型，其中涉及建筑单体、市政用水、垃圾处理、废弃物处理以及混凝土块二次利用等多个方面的改造，展示了在绿色低碳领域的创新实践。
在智慧城市方面，通过感知—分析、预测—决策、实施—反馈实现智慧赋能。中国规划在人工智能方面已经开展了很多有意义的工作，规划院、高校的教授和院士们做出了很多积极贡献。
中国规划界逐渐强化了文化意识，并逐步树立起文化自信。规划师们更加重视对城市内涵的深入理解，对街坊特色的深度认识，以及对居民生活质量的关注。在规划与实践中，不仅吸收了“城—郊—野”三位一体的营城理念、城市文脉、空间轴线等概念，更是深入挖掘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这对中国规划实践起到了深远影响。与西方城市如华盛顿和巴黎的轴线，中国的轴线蕴含着更为丰富的文化内涵。以雄安新区为例，这个占地约两千平方公里的新区的规划充分体现了生态优先的理念，其建设用地仅占总面积的30%，而其中用于建设的面积又只占50%，其余50%则用于交通设施、绿地和开敞空间等的建设。建设用地被划分为五个组团，每一个组团面积在二十到三十平方公里，组团之间设有隔离带。规划借鉴了中国文化，形成了“一方城、两轴线、五组团、十景苑、百花田、千年林、万顷波”的独特格局。
想要做好中国的规划，必须要拥有世界眼光，坚持国际标准，展现中国特色。《国际城市规划》杂志作为城市规划领域的重要学术平台，不仅为中国规划师提供了广阔的国际视野，还能将中国的城市规划经验和优秀案例向世界传播，切实促进了国内外规划实践与理论的双向交流和学习。未来，《国际城市规划》杂志将继续发挥好桥梁和纽带作用，为中国与世界规划领域的交流与合作贡献力量。
